四川发布客户端消息 在龟甲一面，先挖或钻出不透的孔，然后用火烧灼此处，另一面就会产生裂纹，根据裂纹判断卜问事情的吉凶──这就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都盛行的占卜习俗。
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20余片龟卜甲，其中一件卜甲长接近60厘米。金沙出土的龟甲，究竟是古蜀人自创的占卜工具，还是从中原传入的文化符号？作为同时期以神权为核心的文明，三星堆遗址至今未出土过龟甲，这是否说明三星堆人不占卜？
在7月22日召开的金沙遗址发现25周年暨“卜甲与商周文明”学术研讨活动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馆员杨弢介绍了一项引人关注的研究结论：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与郑州商城卜骨属同一占卜技术系统，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占卜活动的出现与二里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存在某种联系。这一结论为理解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关键物证。
金沙遗址四个地点确认出土卜甲
核心功能为服务统治阶层的决策需求
位于成都市郊西北部的金沙遗址，横跨摸底河，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目前成都地区所见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已逐步厘清其作为都邑性聚落的功能分区，发现了“祭祀区”“宫殿区”、一般居址区、墓地、作坊区等核心区域。
在金沙遗址已发掘的一百三十多个地点中，杨弢介绍出土卜甲的仅有四个，分别是祭祀区（梅苑地点）、宫殿区（三和花园地点），以及两者之间的金煜地点和黄忠中学地点。
其中，祭祀区西区L64是卜甲最为集中的出土单位，共计出土19片卜甲，其中6片较大。多数孔有灼烧痕迹，四周产生放射状裂纹；宫殿区（三和花园地点）出土的卜甲存在明显的钻凿痕迹，部分钻孔边缘有烧灼痕迹；金煜地点H556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卜甲，“这是目前金沙遗址唯一一个龟甲与陶器共生的单位，这个共存关系至关重要，让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类型学比对。”
更为深入的是，该遗址出土卜甲发现了不同的钻孔形态。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同时有不同的钻凿人群，还是年代的差异？杨弢分析，大概率是不同钻凿形态可能代表不同的年代，同一个时期可能钻凿形态会相对比较统一，“这只能是推测。”
金沙遗址这些出土的卜甲有何用处呢？杨弢介绍，卜甲出土地点的集中，表明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占卜活动的核心功能应是服务统治阶层的决策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以神权社会为文明的三星堆遗址，目前至今未出土过一片卜甲。这究竟是为何？杨弢坦言，“三星堆人是否不进行占卜活动，还是卜甲尚未被发现，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金沙卜甲与郑州商城属同一占卜技术系统
殷墟时期中断影响可能源于“商文化本身的退出”
那金沙遗址出土的龟甲，究竟是古蜀人自创的占卜工具，还是从中原传入的文化符号？
杨弢将金沙卜甲的钻凿形态与中原商代卜骨进行了系统比对，结论明确：金沙四个地点出土卜甲的钻凿形态均为孔径较小的圆形钻孔，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的卜骨、卜甲技术风格高度一致，属于同一套占卜技术系统。
从技术源流看，二里头文化上层一期开始采用先钻后灼的占卜方式，到二里岗下层二期才出现龟甲占卜。成都平原目前仅发现卜甲而未发现卜骨，若按中原技术传播的逻辑推论，金沙卜甲年代应不早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这一结论验证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罗二虎早年的判断。罗二虎曾指出，成都平原早期卜甲虽受商人影响，却主要局限于商代中期以前的较原始形制，商代晚期甲骨中出现的诸种新形制，几乎未对蜀地卜甲产生影响。他当时推测这与商晚期商蜀处于敌对状态有关。
杨弢结合近年考古发现，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我们观点是比较一致的，都认为钻凿形态和二里冈接近，但是整体的年代断定是殷墟晚期到西周，有很大的跨度。”
为何殷墟时期影响会中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宏飞提出的“白家庄期崩溃”概念提供了关键解释──白家庄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该阶段商文化大幅向北回缩，退出了南方地区，间接交流基本中断。
卜甲之外，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还存在哪些交流、如何交流仍然有很多问题等待研究。杨弢坦言，尽管金沙遗址祭祀区报告已出版，但目前能给出的明确答案仍然很少，提出的问题反而更多，“问题多于答案，这也许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四川发布客户端记者 刘茜